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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涯blog不是很好用，我将慢慢转文去新的博客，看客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地址：sean999.blogbus.com,敬请光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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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了晌午就下起了小雨。天没有那么阴沉，只是浅灰一片没有边际。
立秋一过，阳光就马上有些蔫了，尤其是夜晚，分外的凉爽。一场秋雨一场寒，想必明天该套件长袖的了。
我想还是买几本书吧，可能现在开始令他彻底改变些什么，人还有救，不知道......
下了出租车跑进书店，里面没几个人，清冷应了外面的雨景。一丝丝凉风再吹进来，让人感觉有些凄然。花了很久才找到相关的两本书，付钱的时候竟发现口袋里的零钱不够，放下书奔出书店，找最近的那家银行取钱。距离有些远，好在雨小些了，便从容地走。
提款机前有个女人，低着头。一阵风吹来，扬起一缕发梢，露出脖颈上一小块暗褐的胎记。片刻女人转身离去，一直低着头风一样走着，面容在运动中模糊一片。
车子开得飞快，两边的街景哗哗地倒退着，一切在雨中显得潮湿不堪。有些景象似曾相识，多数陌生，20年的岁月，剥离不见的，腐朽成灰的太多。
混混噩噩地到了医院，全新的几栋白色大楼矗在那儿，没留下一点过往。20年前我在这儿住过3天，因为酒精中毒。
里面竟没有太多的人，向门口的年轻护士问路，那张年轻的脸上有温和的笑意，这不是这儿的过往所能看到的。上了电梯，一会儿就到了10楼，转角处便是107室，里面已然来了不少人了。
我站在门口，给所有人一个很大的微笑，坐在床上的G朝我看过来，有些羞涩或者虚弱地笑了。他盘腿坐在那儿，轻薄的身子弓成一只虾，一只手支在床沿，纤细的手腕有些不堪负荷，微微地抖。
房间很干净，全新的床雪白的墙，设施先进。所有人神态安详，间歇会有调侃的笑声，气氛融洽，一如许多许多年前。朝南的窗户开了一条缝，清凉的风吹进来，轻轻掀起靠近窗子那张床的床单一角，露出下面发黄了的垫子。
天色渐暗，一行人出了医院。Q的车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倚在后面懒散地吸烟，有一搭没一搭问些具体情况，“估计也就一年的时间吧，不仅是肝，还有血管的问题，一处静脉鼓成了球，管壁薄成一张纸，随便哪里来点压力便破了”。我没吭声，一边吸烟一边望着转角处的水泥地面上躺着的那个人，他一动不动蜷在那里，两只手抱着头，浑身灰尘，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怎么了，偶尔有人经过，却没人搭理，顶多是瞟上一眼便走过去了。
天色黑透的时候，我们进了一家朝族餐厅，外面依旧下着小雨，里面倒是人声鼎沸，空气里漂浮着酒气。
单子上的菜色颇为怀旧，我有点快乐起来，有些古早的记忆呈现，倒是和今晚的氛围颇为贴切妥当。要了一瓶酒，几个人缓缓地喝，闲闲地絮叨些少年时的事儿，没什么清晰的主题，有些我还能想起，很多毫无印象，竟像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
不断地接到电话，是另外一群人，催促我早早过去那边，另一场拼酒。一瓶酒喝没了，吃得差不多了几个人便散了，我便赶去另一场醉生梦死。
那边是家烧烤店，一伙人坐在最里面，满桌的啤酒瓶子。我被招呼着坐下，有人便推过来两瓶在我面前。大家嘻嘻哈哈笑闹个不停，全然是20年前的样子，少年时的伴竟是容易彼此保持那份童真的吧，我想。
快午夜时分我才回家，雨已经停了，一轮皓洁明月半悬夜空，满街的事物浸没在昏昏的月光之中。
刚走到门栋口，突然1，2层之间的楼道窗户被啪的踢开，一个仓惶的纤弱身影坠出来，晓是急了，落到地上一个踉跄摔倒，看似摔得狠了些，刚撑起来又身子一软趴下去。这时楼栋大门砰地一声被踹开，瞬间窜出3，2个人来，带头的猛地蹦到倒地的那个人跟前，飞起一脚踢到脸上，那人竟如破布娃娃一般被踢翻了两翻，更是爬不起来，后面的人又上来朝脸上补了一脚，带着裤脚卷起的风声，只见一股血从地上那个人的口齿间激射而出，尽数溅到旁边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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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PANCHOS精选专辑里的一首歌，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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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过生日，于是我奥运期间回老家。父母家没有上网，为了打发时间我又恢复了老习惯：看书。
在回京的飞机上才读到这篇文章，非常喜欢，所以贴上来，未经著者同意很抱歉，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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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之美德的是罗纳德·德沃金，一个著名的美国经济哲学家。在其著作的开篇，他就明确提出，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而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它必须对于全体公民的命运表现出平等的关切，否则其合法性值得怀疑。在解释其观点时，德沃金用的是法哲学的观点。他认为，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实质是法律制度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导致不公平的财富分配结果。而法律制度又是政治的最集中体现。法律制度不公平，政治当然缺乏合法性。由此，可以导出另外一套相关的逻辑：一个追求财富公平分配的政治，当然会导致好的法律制度，因而也具备合法性。所以，平等具有至上的美德。
其实，从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我们也能看出公平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与我们中国某些学者强调的“程序正义高于结果”相反，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说，西方法律传统其实是“程序正义的马车不能停在实质公平这匹马之前”。古老的罗马法就区分严格法和衡平法，前者通过有专业素养的法官和律师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与程序来保证判决程序正义的实现，而后者则通过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用来保证正义的判决同时是公平的，符合公民的常识、道德与良知。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通常占据上风。在现代法律传统中，衡平仍然是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在普通法传统下，衡平法一直是大法官法庭所适用的独立法律分支，当衡平法和普通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具有至高的优势地位。这使得建立在道德和公正之上的公平原则得以继续发展，并且被用来纠正在特定案件上适用正式法律规则带来的过分严厉或不公正的结果。在市民法传统下，尽管衡平法用作法律来源的限度要小于普通法传统，但市民法本身就已经把公平理念整合进正式法律，也就是说，公平被看做是法律的一部分，应该通过应用正式法律规则来实现。即使如此，就如同在普通法律体系中一样，倾向公平的法律条文被用来纠正应用其他正式规则而产生的不公平结果。由此看来，在现代法律传统中，公平始终是高于正义的，或者说，先有公平，后才有合法性可言。
当然，公平是至上的美德，并非是政治或法的观念，而更是我们人类社会中人性以及追求幸福的需要。
首先，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天生的偏好，最近几年发展的实验经济学成果有很好的证明。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最后通牒”游戏（the Ultimatum Game）。这一游戏构造了这样一种情境：有两个参与者A与B，给A一百美元钱，但前提是A必须提出一个被B所接受的划分这笔钱的方案，如果A提出的划分份额被B拒绝，那么A与B什么都得不到。两个参与者都不知道另一参与者的真实身份，且都被告知他们永远不会跟对方再次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按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结果，A提出的划分方案应该是给B尽可能小的份额，比如一美元，而B也一定会接受，因为A知道，对B来说，接受了毕竟意味着能得到一美元，而不接受什么也得不到。但是，实验者在高度异质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几百次实验，数额从一小时的报酬到一个星期的报酬都有，反复出现的情况是，A提出的分割方案给B的比例都很高，其中最频繁出现的分割比例竟然是百分之五十。这与标准经济学理论中人的自利性假说相反，表明人类有本能的追求公平的倾向。
世界银行2006年年度报告中还援引《自然》（Nature）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猴子拒绝不平等的报酬”，以作为遗传学证据表明人类社会天生偏好公平。该文章说，两位动物学家利用棕色卷尾猴进行交易实验。实验人员把两只猴子放在相互隔开但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视觉和声音进行接触交流的两个笼子里，然后给两只猴子各一个代币，如果猴子把代币还给实验人员，就能立刻兑换成食物。在第一组平等性测试中，无论哪只猴子交还代币，它都将得到四分之一个黄瓜片，实验表明，两只猴子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机会不愿意拿代币换食物。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组不平等测试。考虑到卷尾猴在葡萄和黄瓜片之间更喜欢吃葡萄，第一个猴子交还代币，可以得到一粒葡萄；而第二个猴子交还代币，还是像往常一样得到黄瓜片。实验结果非常惊人：因为意识到交换的不平等，两只猴子不愿意拿代币换食物的概率竟然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在能换到葡萄的猴子与只能换到黄瓜片的猴子之间概率差不多。
我们某些经济学家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是收入较低的人才更偏好公平，但上述两个实验都推翻了这一结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调查结果是由近期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提供的。在对几个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高收入国家的公民表现出对平等的强烈偏好，即：各个收入层次的公民通常认为较低收入的职业应该得到更多报酬，而较高收入的职业应该适当降低其收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平是更符合人性的。
其次，公平的社会可以提高公民的幸福感觉。世界银行年度报告透露，近期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有一项研究，请被调查者个人回答下述问题：“在下列选项中，你认为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著名经济学家阿莱纳等人基于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测量了客观的收入不平等，结果发现，当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时候，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即便在控制了个人收入及一系列的个体特征以及年份、国别等虚拟变量之后也同样如此。有意思的是，不久前，中国知名媒体《南方周末》在对中国富人进行调查时发现，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幸福，
为什么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会降低公民的幸福感？这更似乎是一个社会学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不公平的社会中，人群之间分配性冲突会加剧，严重时可能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低烈度”的“战争”，即“拉美化”现象，这样的社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当然没有幸福可言。
正因为追求公平是人性的需要，追求公平就是追求人类的幸福，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一部人类历史看做是追求公平的过程。仅仅是晚近以来，这种追求公平的过程就成功地推进了人类的进步。这些成就包括美国的人权运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民主运动、一些巴西城市中出现的参与式预算行为，以及在印度喀拉拉邦所展开的土地、教育和地方政府改革等等。也是在这其中，弱势群体成功地打破了不公平造成的陷阱，成为这个社会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原本强势的阶层也因暂时的让步换得了长远的利益保证以及生活的安全与和谐。
二、中国社会公平状况不容乐观
到底什么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可以说一百个经济学家就有一百个说法，但分歧中总应该有部分共识。2006年世界银行综合学界各方观点后，把社会公平确立为两项原则：第一项是“机会公平”，即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主要取决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与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等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的。第二项原则是“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基本健康、教育、消费水平的权利。而据这两项原则，我们也可以对中国社会公平状况作一检视。
关于“机会公平”原则，并非是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把大家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是这样，恰恰是没有排除那些个人不可控因素尤其是出生对于个人最终所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要靠社会政策来“损有余、补不足”。“损有余”的方法就是依靠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以及遗产税等手段，对富人拥有的资源进行适当的控制；而“补不足”就是通过社会的各种援助政策对拥有资源少的穷人进行适当补偿。而这一点，实际上在西方现代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罗纳德·德沃金就指出：“个人在那些其不能控制或者不能得到负责照顾的方面，应该得到补偿。”他赞成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即“对那些力所不及的先天差异，包括能力上的差异给予适当的补偿”。约翰·罗默尔则认为，“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不仅影响到其投资的努力程度，而且影响到其最终能够达到的福利水平”。因此，他主张“公共行为应该致力于使有利条件在不同境况的人们之间实现均等化，以使他们能够自由的配置其努力程度”。就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与乔治·布坎南也是这么认为的。奈特认为：“竞争性制度最主要的缺点是，它基本上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努力只占很小比重)来分配收入。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公平”就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因为“当这样的参赛者以平等条件与相对较少有利条件而又必须参加这场比赛的人比赛时，我们寻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坏了”。所以，只有社会政策使得“公平的权利分配优先于竞争”，这才是“机会平等”的真正实现途径。
以此检讨中国的公共政策在造就“机会平等”上的表现，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中国此前阶段的公共政策不仅不是“损有余、补不足”，反而过分偏向这个社会中本来就拥有更多经济与行政资源的地区或人群。理论上讲，如果是促进公平的公共政策，农村及西部应该是政府公共投资的重点，然而，恰恰是城市与东部占了政府投资的绝大部分。据统计，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度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百分之十三点四三，下降到2003年的百分之七点一二。东部沿海地区在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府又辅以行政手段、计划途径，对其实行了倾斜的投资、贸易、税收、财政政策，如税收减免、大型基础设施布局等等，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五年，也是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的五年。以主要经济指标为例，2003年与1999年相比，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百分之十七点五一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点八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相当于东部地区的百分之四十点一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七点六。再以教育与卫生资源为例，贫困的农村及中西部也理应受到政府公共教育与卫生资源的倾斜，然而在全中国九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拨款一项，东部地区占据了一半以上。如今医疗条件最好的北京，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为六点三一，条件最差的贵州只有一点五二，两者相差四点二倍；而在1982年，条件最好的上海与条件最差的广西相差不过三点一倍。目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城市居民享受着三分之二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人口却仅获得不足三分之一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税收政策更应该体现“损余补缺”，但中国税收长期是反向调节。财政部公布的数字透露，全国约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百分之八十的银行存款，而他们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百分之十。而到目前为止，普通工薪阶层仍是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力军，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百分之六十五来自工薪阶层，这一比例比2000年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六又增长二十多个百分点；与此相比较，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交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
戴维·米勒曾经把“机会平等”的实质界定为“应得（Desert）”原则，通俗地讲，就是你付出的可控性努力越多，你分得的报酬就应该越多。而中国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是对“应得”原则的严重挑战。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止2003年底，中国内地富豪总数达二十三点六万人，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这二十三点六万人拥有金融资产九千六百九十九亿美元，直逼中国一点四万亿美元的GDP。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所拥有的人均四百一十万美元资产，其获取时间不过二十几年。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四千一百多亿元，摊在十三亿中国人身上人均达三百一十五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指出：中国富豪们的发迹史几乎冲毁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应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
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社会人人都是机会均等的，而且富人财富的获得也具备正当性，这个社会算不算公平呢？这就涉及世界银行提出的第二条原则：“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作为这条原则的具体化，世界银行提出，首先社会中不能有绝对贫困，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与受教育权”；其次，社会中不能出现过度财富分化，否则可能导致公民共同体分裂。而从这两条检讨，当下中国都存在严重的不公平问题。从保障基本需要看，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网基本被摧毁，一些本应该由政府负责的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改成由老百姓个人承担，使得大量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老百姓的基本需要根本无法保障。尽管因看不起病而等死，以及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只要存在，即使是少数，也会因其涉及基本人权以及因怀疑政府丧失了基本的救助功能而使穷人普遍怀有绝望感，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财富分化角度看，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在一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八十五位，已经与后面三十五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报告指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二十七年间扩大了百分之四十。因此，报告结论认为，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所以，这样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一边是矿工明知危险仍然抱着“炸死比饿死强”的心态下矿，而另一边是黑心煤老板在北京车展会上叫嚣：“信不信连车模小姐一起买走！”
其实，中国当下最大的社会不公平还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公共领域中广泛存在的社会排斥现象。在消极排斥方面，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在北京，稍微具备一点档次的商场、影院、博物馆何曾见到过农民工的身影？在积极排斥方面，往往是经济、社会某些规章或规定导致弱势与贫困人口无法进入某些社会空间。比如，在经济生活中，金融系统对贷款人担保或抵押的限定，以及近几年出台的限制小额存款的规定，将所有的贫困人口排除在金融系统服务范围之外。在社会生活中，大城市对小排气量轿车的限制、宾馆门口“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的告示牌，都将低收入者排除在某些场合之外。公共决策领域的社会排斥则表现为强势集体一边倒地主导着关于改革设计的公共辩论。以医疗改革为例，只要看看设计改革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机构，就知道这个制度肯定是不成功的，其中财政部门代表抱怨医疗包袱太重；医药企业代表说企业利润太低；社会保障部门代表说医保资金入不敷出；医院的代表说医生待遇必须提高，医院需要资金更新设备。而恰恰最重要的代表即患者与老百姓被排斥在方案设计之外，于是，医疗改革就变成了政府扔包袱、药厂与医院涨价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案。而可笑的是，就在国际范围内都对中国医改予以批评时，那些当初的方案设计者现在仍然因为高坐在某些要位上而具有替自己的方案辩护的强势话语权。
中国的社会公平状况的确恶化到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程度了！
三、“更多社会主义”
我们需要解决不公平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知识界，公平一度竟然成了一个被玷污的名词。曾经有段时间，不仅自由主义者攻击这个名词，将追求公平与乌托邦梦想和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左派说起公平竟然也不能理直气壮。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说，部分精英不道德地利用了“社会公平”这个名词，将其与贫困、绝对平均主义、政治压迫以及剥夺财产权等造成的恐怖联系在一起，胁迫我们放弃所有的严肃的激进的信仰。也就在其中，齐泽克称之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流氓恶棍”便可以为现存秩序进行辩护：他们知道有腐败、有剥削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公平现象，但是，他们可以将所有试图改变不公平现状的努力指责为具有乌托邦和民粹主义的危险性，认为它们是反改革开放的，甚至是反现代化的，因而不可接受，从而有效地维护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认为，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绝不仅仅是政府某些政策层面的调整可以解决的问题。在思想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遗产的重要价值。
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上，社会主义作为左翼思潮，本身就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百六十年来一切左翼思想的源头，就源于直面人间的不公平事。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这样论述其思想的由来：“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他内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
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调和派”人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本质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面对当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鸿沟，尤其是面对着劳动者的深重苦难，他发出了这样的不平之鸣：“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与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而干着最繁重最肮脏的活的人所得甚至无法肯定能否养家糊口；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将轻如鸿毛。”
当然还有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中国人知道得较多的可能是他支持“面包是穷人的权利”以及“穷人对富人的斗争”，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有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担心。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当真，我想到了那个时候，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粉碎诗人所非常喜爱的艺术方面的一切游戏和虚幻的想像；他们将要毁坏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种马铃薯……我的诗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但面对着当时那个不公平的世界，这位伟大的诗人接着写道：“虽然如此，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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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整个80年代的色调是一种湿冷的灰，间或有些其他暖调的色彩，比如红色，也是湿漉漉不慎安全的那种，就像小时候家里地面上刷的红油漆一样，很快便会剥落，露出黯淡的水泥底子来。
如果这个年代让我用一幅画来描绘，必然是粗线条的架构，不成规矩的散乱在表面，简单粗糙缺乏美感。但是认真的看进去，就会发觉每一个笔触里，却有着纷繁杂乱的诸多变化和情绪，轻盈处毫无落脚的可能，沉重处不堪负荷几近崩溃。
70年代末，娱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件奢靡的事儿。
最令人们着迷的是正午和晚间的评书，尤其对孩子而言更是如此，岳飞，杨家将，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大家守着破收音机一套套的听下去，年复一年，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
大人们的另一个娱乐便是夜晚那点儿造人的事儿了。但是生活空间匮乏，只能忍耐着等老人和孩子们都睡熟了，才敢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行事，再炙烈，也要尽量控制火焰的漫延，一切皆压抑着。
那时我的最大的娱乐，便是画画儿了。我如同现今的孩子们一样，喜欢在楼房的墙壁上涂鸦，只是他们用的是油漆，我用的是粉笔。现在的孩子们涂完一幅后只能换个地方再来，而我的粉笔涂鸦，只要一场雨，这墙壁便干干净净了，容我继续天马行空。
我不记得是什么在最初激发了我绘画的兴趣，它更像是一种本能，并没有任何力量引导，一切自然而然。
大概是4-5岁的时候，那夜同父母看了场抗日黑白电影，名字不记得了，只记得里面的地下党员穿长袍，戴一副墨镜。正因为这副墨镜，令整个人透出一种非凡的气质来，至少在我的感受里这颇为迷人。回到家，我便找了一截粉笔，在红漆斑驳的地面上涂抹起来。待在我家闲聊的邻居们看了我画的小人儿甚是诧异，竟然十分的像，不由得在我父母面前夸奖起来。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会从父亲手里收到一盒粉笔，并且是彩色的。
每逢正月十五闹花灯，小城便十分的喧闹了，各大厂矿都出来摆场子，比试着看谁的花哨好看。父亲厂子里摆出来的旋转宫灯，上面图案多半是父亲画的。画得最多的便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了，这在70年代末的政治上不会有非议。
父亲凝神一笔一笔的描，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轮廓勾勒出来。然后再填上斑斓的色彩，一段生动有趣美轮美奂的故事跃然纸上，我在一旁常常看得有些痴。父亲的童年悲苦流离，所以没有受过任何的绘画训练，却天生有着很强的造型能力，而这种能力也遗传给了我。也因为这种能力，让我为人以来第一次学会了怨恨，从而亲手掐灭了我天生对于绘画的激情之火。
我的小学生涯是由一系列奖状构成的，有数学竞赛，作文竞赛，朗诵比赛，每个学期的三好学生等等等等，而相当一部分，便是绘画比赛得来的了。
跨进学校的大铁门，沿着刷成白色的墙壁一直走，转角处右转，然后看到的那个蓝漆的破木门就是进入教学楼的唯一入口了。一进来，在右边的墙上便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展窗，里面贴着评选出来的学生优秀作文和每年市里，区里，学校举办的各种绘画比赛获奖作品，我的作文和画儿总是在里面，从来没少过，因此5年里，我似乎一直是这所学校里的名人。
还记得《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么？这两部梦幻般的动画片曾让孩童的我神魂颠倒，它们在造型和色彩上的美深深的影响我到如今。
我家北边的马路对面，便是父母所在单位的办公楼，楼前有着长长的一段宣传橱窗，里面总是贴着一些画报上剪下来的新闻图片。我最初对死亡的认识，并因此产生的莫大惊恐，就是来自一张挂在这里的黑白照片，是林彪坠机身亡的现场，上面是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赤裸着，而布满血污和灰尘的脸上的那双眼睛却是半睁着的，恐惧，绝望以及一种无边的死寂从眼神里传达出来，吓得儿时的我浑身颤抖，并在之后的许多次恶梦中出现类似的场景。而在这张图片的旁边，竟是哪吒闹海的多幅彩色电影剧照。
那一年的整个暑假，我小小的身体不断的躲避来往的车辆，无数次横穿过马路来到橱窗前，痴迷地端详那些美丽绝伦的动画图片，努力记住上面的每一个细节，同时拼命压抑住旁边的那具尸体所带来的强烈恐惧和呕吐感，就在这样极端分裂的精神状态下，在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将橱窗里的全部动画图片临摹了下来。
1980年，一个新时代来临了。那一年的春天格外的清凉宜人，仿佛吹来的风都是甜的。
邻居买了一个神奇的盒子，九寸大小，上面可以看电影，是黑白的，它叫做电视机。通过这个小小的屏幕，我看了第一部美剧，叫做“加里森敢死队”。
那段时间，邻居家每晚都像办喜事，楼上楼下的大人孩子们吃过饭后都拿了小板凳跑来看电视，好不热闹。之后不久，竟因为一个电视节目，我对绘画的那种自发的与生俱来的热情彻底的丧失殆尽！
画皮，这是怎样的一个名字啊！在80年代初的中国，这部香港的老电影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所代表的意义是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对于上小学的我来说，则是具有强烈的神秘感和吸引力。
早在半个月前便知道这部电影要播出，我和周围所有的孩子都在数着指头盼啊，恨不得穿越时间马上看到它。
终于这一天盼来了。
吃了饭我就要往邻居家跑，结果被父亲死死的按在了书桌前，他要我完成一幅即将参加比赛的画儿，我哭着请求，明天再画可以么？得到的回答是那么的干脆：不行！那时的我实在幼小，父母和老师的言语在我心里是无上圣旨，要绝对听从，连一丁点反抗甚至是疑惑的想法都没有，于是我只能流着泪地坐在那里画画。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我隐约的听到电影已经开始了，这之后不断的听到那边传过来人们的惊呼声，窃窃私语声，叹息声，笑声......，我手里的画笔机械般运动着，画着一只回头朝向一棵悬崖上的松树怒吼的老虎，他身上的花纹是那样的繁密，似乎永远也画不完。老虎本来朝向松树的脑袋竟被我画成了正面，对着我的脸，微微地滋着牙看着我，好像随时都要扑过来把我撕碎掉。
在终于画完的那一刻，那边的电影也播完了。
我放下笔坐在那里，整个人堕入无尽的落寞当中。父亲走过来拿起画，很满意的点点头。我依旧木然的坐在那儿，心头有块东西压着，沉重的令人几乎无法呼吸，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悲伤抑或愤怒？眼泪不由自主的流着，冰凉地在脸上滑落。
我无力甚至没有任何意识反抗父亲，便本能地迁怒给了绘画，人的情绪总是要找到一个出口的。一个日盼夜盼的电影终究因为一幅画而无法看到，也许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十分可笑，并不成什么理由，但对于一个8，9岁的孩子来说，竟是最大的事情了，当本来兴致盎然的事情变成了一种暴力的强迫，那本来从中所得到的快乐便都化成痛苦了。
父亲永远都不明白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主动画过什么了，只有他和老师分配下来的我才画，整个过程竟也冷漠成一种机械运动，毫无生气可言。若干年后在我最叛逆的时期，我与父母的许多次争吵中，半途而废没有长性便成了他们指责我的一项内容，而最早给他们这样的印象，便是从我停止画画开始的。
之后的几年里，虽然不再主动画些什么了，但底子还在，依旧不断的拿奖。
还记得最后的那个绘画奖是在小学毕业的前夕得到的，是区里举办的绘画展。
我只拿了一个三等奖，画的是一幅水墨山水，A2纸大小，在父亲的监督下花了两天的时间完成。同班的小G拿了二等奖，这也是这次比赛学校里面最好的成绩。他在一张写字本大小的纸上用铅笔白描了4个桃子，桃子们都大大的立在纤细得不成比例的枝干上，看着仿佛颤一颤就会掉下来的样子。每个桃子上面有两个字：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加在一起组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字样。我不知道他花了多久完成的这幅画，不过少年的我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画好画坏并不重要，政治思想境界才是王道，一如后来那张三代人成了所谓经典一个道理。这一点上小G比我强，我认输了。
我以不错的成绩上了一所很好的初中，同学都是来自各个小学的优秀生，我原来课业上的优势一下子就被模糊掉了。课程从此沉重了很多，再加上从校长到老师都只抓学习，美术课在初二一开学便都停了，紧接着体育课，音乐课也停掉了，更谈不上搞什么绘画比赛，从那儿以后，我基本就不画了。
不过我依旧记得初中的那个美术老师，总是很沉默甚至很少笑，一张脸却生得很是端正，身材不高却很结实，衣服通常穿得有些邋遢，手上衣角裤子上总是粘着些油彩。他很喜欢我以前的画，还记得一次家长会上他特别来找我父亲，希望假期我和他学画，只是那个学期我的成绩很差，父亲自然不会允许我浪费这种时间，更何况我自己也并没有任何热情。那个假期我被关在房间里几乎没有出门过。
我于行为上的叛逆与放荡不羁始于初二后半期，随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一切被压抑的情绪随着雄性激素的突增一点点的爆发出来，一度不可收拾。期间和家人的争执从未断过，最极端的一次，我操起菜刀停在空中，想了一想就朝自己砍下去，姐姐一下子抓住我手腕，抱着我哭起来。
父亲的头发于此期间白了许多，母亲的眼泪也流过不止一次。
一切平静下来似乎是突然间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念头令我学会了如何懂事的说话做事，而不是原来的横冲直撞不计后果，我的笑容不再纯洁。
对于色彩和结构上天生的敏感，这份上帝赐予我的礼物令我走到今天，并籍此谋得生存，我需要感恩。
1998年于LA的美术馆，看到众多世界大师的绘画作品，异常感动，竟产生了许多年没有的绘画冲动，虽技术依旧停留在许多年前，本来就异常稚嫩，但还是抑制不住想尝试一下。
经若干天的准备之后，再一次拿起了画笔，当笔尖触到画布的一霎那，我整个人突然被一股来自心底的巨大力量凝固住，怎样都无法摆脱，手无力握笔任其坠落，那笔尖上的红色油彩溅开来，像凝着的血斑驳于地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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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首比较新的歌，jason_mraz的lucky,很好听，现在正在流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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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多的时候，外面突然刮起了大风，阳台的风铃“叮铃铃”地十分慌乱的响个不停。没一会儿，大雨就拍下来，夹着电闪雷鸣颇有声势。
快12点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看《Criminal Mind》，突然就停电了。朝窗外瞟了一眼，除了我们小区，周遭的楼房都星星点点的亮着些灯，便躺在那儿没动，心想也许只是三，两分钟的事儿吧。
静止在床上等了一会儿，竟没有任何来电的迹象，有些烦躁，便起来手机拨去物业，一个声音瓮声瓮气的人接了，才晓得是大雨导致不知哪里出了故障，至于何时修好，没人知道。
中午义来我这儿，十来天未见，他显得有些焦灼。
“门口儿贴了你们门栋儿的电费单子”，他对我说。我说贴了有些日子了，不去理它！“怎么你家就你一个人，电费却是最贵的？”我笑：“你不是不知道，我是天天儿不出太阳不睡觉，整晚家里都是灯火通明的，这边干不干活儿上不上网电脑都开着，那边看不看电视都开着，热水器24小时保温，厅里的功放是纯甲的，想省电真挺难的”，他撇了撇嘴：“反正你不是个正经过日子的人就是了”。
那日我上QQ，就在小区业主群里面弱弱地问了句：“大家都交电费了么？”一会儿，有人回答：“为什么交？给我个理由先！”我笑，和我一样。
这会儿停电了，所有往常生龙活虎的电器们瞬间便死了，我也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摸着墙去厅里取了蜡烛，点上，顺手从书柜里拽了本书，倚在床头有搭没搭的翻。过了好一阵也没进入状态，整个人渐渐就失了魂，时光随着停电的概念倒流回去。
小时候总是停电，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停电早已是一种习惯。那些20多年前的停电时光中的生活景象，逐渐呈现在我眼前，里面有我的父母，他们看着很年轻，脸上都泛着光泽和意气风发，眼角堆着笑意。我的心不由得砰动了几下，情绪有些失落。
索性扔了书，从打印机上拽了一页纸，想趁着难得的停电夜晚，写几个字儿，于是便有了这个小文。
笔落在纸上，发现很多字不会写，手抓着笔，没几分钟就有些酸了。情绪散乱的随意涂写一气，很不明所以。
然后就突然一下子来电了，我就停了笔，而窗外的雨，竟越来越大了。
PS：下午突然起意，马上电话订了去云南的机票，打算独自去那边晃荡一个礼拜，为什么？可能有点无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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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LEEB2005年专辑《JE TE DONNERAI...》里的歌Fais moi un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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